南北两党之间的矛盾积压已久，双方在各方面的对立愈演愈烈，互不妥协。这种政治斗争在顺治初年达到高潮，政坛上频繁爆发影响深远的冲突。这些冲突主要表现在互相指责、弹劾，尤其在顺治朝，党争显得尤为激烈和复杂。
冯铨的政治生涯充满了波折与变数。天启年间，他曾依附魏忠贤，成为“阉党”中的一员，并与东林党展开了长期的政治斗争，甚至一度被视为魏忠贤的“十狗”之一。冯铨与东林党的敌对关系，以及他“阉党”成员的身份，成为了他日后屡次遭到弹劾的根源。
顺治元年五月，冯铨接到多尔衮的召见令，迅速赶往京城，重新走上仕途，并以大学士身份进入内院参与政务。冯铨在初入清朝时便引起了广泛关注，成为首批剃发效忠的官员之一，深得多尔衮的信任。顺治元年六月，他与洪承畴共同提议恢复明朝的票拟制度，建议各部奏章需要抄送至内院，由大学士审核。这一提议迅速得到了多尔衮的支持。冯铨在礼制方面的贡献也不容小觑，太庙和社稷坛的典礼章程就是他与谢陞共同制定的，而顺治帝的登基典礼更是由冯铨亲自主持，充分展示了他的政治能力。
展开剩余75%冯铨在税制改革中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顺治三年四月，多尔衮指示冯铨前往户部，要求他对赋税制度进行详尽的审核，并提出新的税制改革方案。冯铨作为曾与“阉党”关系密切的官员，在新朝廷中迅速崭露头角，随之而来的质疑与非议也在所难免。
顺治二年八月初一，浙江道监察御史吴达首次弹劾冯铨，这一举动正式拉开了南北党争的序幕。吴达提出的六项弹劾指控中，第一项是冯铨在各地灾难发生时未辞职；第二项指责冯铨在票拟事务上独断专行，未遵从圣旨；第三项是冯铨拉拢权贵、索取贿赂；第四项涉及冯铨曾依附魏忠贤；第五项指出冯铨为魏忠贤的余党阮大铖提供庇护；第六项则是冯铨的儿子冯源淮奢华宴请，结交权贵。紧接着，江西道监察御史李森先也提出了对冯铨的严厉弹劾，他不仅指责冯铨贪污腐化，还将冯铨与明朝灭亡的原因紧密联系，认为冯铨的行为加速了明朝的覆灭。
李森先在弹劾文中写道，冯铨不仅在魏忠贤掌权时为其效力，在清朝中更是权势滔天，致使刑部官员对其罪行束手无策。这些言辞极端的指控使得冯铨面临着极大的政治压力。随后的几天里，罗国士、桑芸、王守履、邓孕槐等多位大臣也纷纷上疏参劾，虽然这些弹劾引起了朝廷的高度关注，但因缺乏实质证据，冯铨最终得以保全。
多尔衮对此事进行深入调查后，认定吴达、李森先等人的指控没有事实依据，并决定反弹这些参劾者，追究其责任。多尔衮严厉批评道：“这种没有证据的弹劾行为是故意陷害，试图延续明朝的陋习，诋毁无辜。”他明确表示，冯铨等人严格遵守清朝法律，且在投诚方面表现良好。冯铨不仅成功辩解，还让敌人吴达和李森先遭遇反击，这进一步巩固了冯铨的地位。
冯铨在党争中展现出非凡的机智与辩才，赢得了多尔衮的全力支持。与此同时，一名名为龚鼎孳的官员，因公开质疑冯铨与魏忠贤的关系，试图揭露冯铨的过去，然而冯铨以雷霆手段反击，揭示龚鼎孳曾在明末与李自成合作。龚鼎孳最终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无法再反击冯铨。这场政治角力中，冯铨凭借巧妙的策略，最终平安度过了风波。
然而，冯铨并非唯一的受害者。随着南北党争的愈演愈烈，冯铨与南党之间的对立也日益激化。南党阵营中的代表人物陈名夏因与东林党的关系紧密以及对南方汉官的支持，成为北党攻击的目标。顺治帝虽欣赏陈名夏的才华，但他对陈名夏与江南党派的紧密联系产生了疑虑，最终导致陈名夏在党争中陷入困境。冯铨的复职无疑加剧了陈名夏的政治困境，冯铨以巧妙的方式攻击南党官员，进一步稳固了自己的权力基础，而陈名夏则不得不陷入困境，最终政治生涯走向终结。
冯铨的成功不仅源于他卓越的政治手腕，还因为他能够在错综复杂的党争中找到突破口，并及时采取行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陈名夏，他过于依赖党派关系，最终未能避免被北党打压，身败名裂。冯铨的智谋与适应力使他屡屡化险为夷，而陈名夏的失败则成为了党派斗争的牺牲品。历史将永远铭记这场血腥的政治斗争，也将冯铨与陈名夏的命运一同载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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